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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创华电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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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创华电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专业生产双金属堆焊耐磨钢板(堆焊耐磨板,堆焊板,复合耐磨板,耐磨复合板和堆焊钢板)企业,复合堆焊耐磨板的硬度、耐磨性能、平整度和卷板变形能力指标等各项指标属于一流。公司具有很强的耐磨复合板的生产和加工加工能力,可以按用户要求加工耐磨衬板、堆焊衬板、耐磨管道、耐磨弯头、耐磨三通、耐磨变径管等,耐磨风机叶轮和叶片、分离器导风叶片(导风板)、耐磨落煤管、耐磨落煤筒、耐磨料斗和导料槽、螺旋送料器、焦罐耐磨衬板、耐磨溜子等耐磨部件和耐磨衬板。
详细企业介绍
??????? 北京四创华电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专门从事堆焊双金属耐磨复合钢板(堆焊耐磨板,堆焊耐磨钢板,堆焊板,耐磨复合钢板,耐磨复合板)、堆焊药芯焊丝材料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于1996开始专业生产双金属复
  • 行业:金属材料
  •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科学城星火路10号
  • 电话:010-83681452
  • 传真:010-83681459
  • 联系人: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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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早专业生产碳化铬双金属耐磨钢板,堆焊复合钢板(SWDplate,简称SP) ,双面堆焊耐磨板,堆焊耐磨复合钢板。公司生产的双金属耐磨钢板,耐磨板,堆焊耐磨板,耐磨堆焊钢板的耐磨层合金含量高,耐磨钢板的平整度高和优异的卷板变形能力。双金属耐磨钢板可以方便地加工成耐磨衬板,料斗,落煤筒,落煤管和导风叶片,耐磨倒锥等耐磨部件。四创华电公司已经在芜湖高新产业开发区建厂专业生产双金属耐磨堆焊板和药芯焊丝,并成立芜湖四创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双金属耐磨板可以加工: 耐磨钢板、堆焊堆焊板、堆焊耐磨钢板、耐磨衬板、复合耐磨钢板、落煤筒、落煤管、落料管、导风叶片、导风板、耐磨料斗、导料槽、溜槽、耐磨衬板、磨煤机筒体衬板和各种耐磨叶片。 硬面堆焊药芯堆焊材料(SWD) 双金属耐磨部件加工 北京公司联系方式: 电话:010-83681452 83681453 13701013251 传真:010-83681459 芜湖公司联系电话:  电话:0553-3028851 3028852 15305538130 传真:0553-302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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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honly   发布于 2019-11-21   阅读( )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日前,部分老同志认真学习习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并提交理论文章。其中,局党委委员、14支部退休干部杨瑞森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题》已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12期刊发;21支部书记、退休干部雷克啸的《论孔子与孔子学院》已在《教育史研究》2014年第2期刊发。

  1.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题——学习习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几点体会 杨瑞森3

  现在,全党上下都在认真学习习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这是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重要任务。在习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讲得很多、很重、很新、很深,具有崭新的科学视野和方法,深刻的哲学内涵和意蕴,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关系十分密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习同志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内涵、历史作用、当代价值、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的关联性、以及党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导方针等问题,作了大量的和深刻的论述。我们看到,习同志在诸多工作安排上和公务活动中,比如,在中央政治局多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诞辰120周年等重要活动的讲话中,在与高师师生座谈、接见全国优秀青年代表和参加“六一”国际儿童节等活动的讲线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以及在许多重大国际场合的讲话中,都用相当大篇幅论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关系问题。习同志的这些重要讲话,鲜明地表现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深刻地揭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即关系。习同志提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思想,关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的思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力量的思想,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传承中走过来的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善于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三个可以”的思想,以及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文化重要意义的思想,等等,都是极富创见性的新思想,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我们应当认真深入地学习、研究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历史活动的主题。习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述的重要意义乃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内涵及其在推动中国社会文明发展重要作用的深刻揭示。众所周知,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的界定,这“中国具体实际”应包括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内。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我们看到,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我国思想理论界和宣传界都把“中国具体实际”只简单地理解或界定为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政治和经济实际,而对“相结合”中的中国文化这一实际则有所忽视,这就势必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某些偏差。从这一视角看,习同志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其中特别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的论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力量的论述,就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深化了关于祖国悠久而深邃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土壤和条件的固有结论和认识,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文化根据。

  其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科学阐发。在习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重要讲话中,他以宽阔的视野、深邃的眼光多角度多方面地深刻论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即关系。他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悠久而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和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他科学地阐明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的重要论点,强调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仍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紧密联系起来,深刻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其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具体分析和全面概括。在习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重要讲话中,特别是在为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所作的题为《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重要讲话中,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当代价值的具体内容作了深入分析和全面概括。他强调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以政为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信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习同志的这段论述,言简意赅,思想深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具体而深刻的分析和全面而科学的概括。

  习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重要论述,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科学认识,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谈论和研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或理论根据,就是要承认和尊重人类在文化传承和交往中存在着某些共同价值。然而,人类文明或文化的发展又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不过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发展的历史时代和历史阶段不同,其社会结构、阶级状况和社会制度不同,因而他们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都会有所不同,这就形成了人们思想文化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历史性和具体性、社会性和阶级性。这样,我们在谈论和研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时,就需要深入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发展中共性个性关系的道理,与此相关,也必须深入研究和批判当今世界盛行的“普世价值论”思潮。我们在研究这些重要理论问题时,都可以从习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中得到深刻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价值观问题上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论,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独断论和绝对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而人们的价值观念具有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没有什么抽象的爱;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否定人类在文化传承和交往中某些共同价值的存在。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或同一个社会环境中,他们在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些相同的或相似的问题,从而产生某些共同的需要,形成某种共同的价值关系、价值诉求和价值理念。人们的价值诉求和价值理念,有些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有些则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要承认和尊重社会领域中人们在文化传承和交往中共同价值的存在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要善于从国家、社会即集体、个人三者的社会关系中去揭示和把握其共同的价值观。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把握价值观问题上所应坚持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从许多革命导师和领袖的论述中得到重要启示。比如,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所鼓吹的抽象道德和“永恒真理”观念时,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今就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是说,我们在强调意识形态阶级性时,并不否定各不同阶级之间在思想文化上和道德观念上存在着某些一致性或共同性,并不否定某些共同价值观念的存在。中国人在认识和处理价值观念的共性与个性关系问题上,也历来持上述马克思主义观点。同志提出的关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科学总结的论点,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要与中国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的论点,关于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指导方针的论点,关于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的论点,以及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论点,等等,都内涵着古今中外在价值观念上具有共同性因而值得继承和弘扬的深刻道理。习同志在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问题时曾深刻提出,“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习:《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2014年3月1日)紧扣全部社会关系的主线,从深入分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揭示中华优秀文化的当代价值,这是习同志研究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思想方法论,习同志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所有重要论点和论述都是围绕这一主线展开的,是运用这一科学思想方法论的结果。

  承认和尊重人类社会在文化传承和交往中存在着某些共同价值,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批判“普世价值论”是不矛盾的。众所周知,“普世价值”论乃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或政治理念,也是一种社会思潮。“普世价值论”不论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就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和社会作用而言,还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就其泛起的时代背景、理论指向和现实作用而言,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三权鼎立”、“两院制”和多党轮流执政等政治制度模式合理性、合法性和永恒性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理念。应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均持科学分析和批判态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必须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道路,坚持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反对照搬西方流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我们看到,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思想政治领域中,有些人假借改革开放之名,把“普世价值”这一特定政治概念泛化,把“三权鼎立”、多党轮流执政说成是适合任何社会的普遍真理,妄图使社会主义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对“普世价值论”必须加以深入批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甚为流行的“普世价值论”予以旗帜鲜明的批判。在中央有关文件和习同志的许多重要讲话中,都对“普世价值论”作了明确而深入批判。习同志强调指出,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应该说,对“普世价值论”的研究和批判,高校开展得较早,态度十分鲜明,科研成果颇丰。有的高校还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把包括“普世价值论”在内的社会思潮的研究设定为研究专题或学科建设研究方向。这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长期尖锐存在,“普世价值论”也将会以不同形式不断泛起,对“普世价值论”的研究和批判必将是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项长期任务。

  中国是世界上具有五千年历史的著名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有着自己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需要,也是凝聚民族力量、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民族国际地位和发挥重要国际影响的时代需要。但是,应该指出,我们在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的同时,亦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性、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持科学分析的态度,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关系要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定位。对此,我们可以从习同志的相关论述中得到重要启示。

  其一,对传统文化应持科学分析态度。习同志深刻指出,我们在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亦应对传统文化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这就是说,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科学分析态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文化发展的辩证观。要警惕和反对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的两种错误的极端倾向或社会思潮: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这是“西化论”的文化表现,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全盘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内涵和当代价值;另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其特点是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鼓吹“儒学救国论”,其理论的本质特征是“崇儒反马”,把马列主义视为“异族文化”,“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识形态”,提出“儒化中国”、“儒化社会”、“儒化”、“立儒教为国教”、“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的政治主张。对这两种极端的社会思潮应加以深入研究,并予以旗帜鲜明的批判,廓清其中的基本理论是非。应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科学内涵、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正如习同志所深刻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思想理论内容必然带有历史局限性,其历史作用也是有限的。单就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哲学而言,虽然以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也为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作出重要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哲学尚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因如此,也不可能用它来正确认识和解决近代中国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伟大思想武器。也正因如此,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对当时在中国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反复比较,最终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文化选择。这也正如习同志所深刻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产物或结果。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在认识和把握历史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当把文化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用历史去阐明文化,而不是相反,把历史归结为文化,用文化史观去说明历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也向人们清楚地表明,近代中国社会诸多尖锐复杂矛盾的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经同包括中国历史和文化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的社会面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上述历史实践中得到一个重要的理论启示,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根据与文化渊源严格区分开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研究和揭示思想文化上的传承关系,这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是为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用民族传统文化去取代马克思主义,不是倡导“儒学救国论”。

  其二,要进一步深刻认清和把握中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系或关系。关于中国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在国际和国内、在政界和学界都有很多不同议论,很多人都把中国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同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把中、西、马视为三种对立的基本理论形态。这是对中国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重大误解。继承性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既要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又需要外来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其产生和发展也必然遵从继承性规律。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也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关于中国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或关系问题,习同志强调指出,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华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是对中国同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或关系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应该说,中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倡导和发展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关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制定,关于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的构建,关于道德修养的倡导,关于辩证思维方式的运用,等等。但是,我觉得更为主要的是表现在党的创始人本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即思想本身,不论就其基本的理论内容而言,还是就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而言,抑或就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述形式而言,都深刻地表现了和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发展和创新,清晰地体现了思想既是我们党领导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包括中国历史和文化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就拿哲学思想同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关系来说,我们看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总结和弘扬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行关系的学说,提出并系统形成科学的认识论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务实”传统和“经世实学”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将其升华和发展为党的思想路线、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和思想方法;还运用中国文化典藉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语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加以引伸、发挥和改造,用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重要原理和原则,引证中国古代许多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警句、名言,以及散见于文学、历史等著作中的成语、典故,流传于民间的谚语、寓言、故事等等,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深刻道理,从而既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具民族化和通俗化。上述情况表明,同志是中国继承、弘扬、发展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思想是具有显著中国民族风格和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志在党的七大讲话中曾深刻指出,“思想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和深刻的。当然,亦应指出,伴随着我们党领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将愈益深化和紧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阶段,习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许多重要论断的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紧密结合,必将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其三,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在本质上不过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反过来又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习同志提出的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点,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原理而提出的党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的指导方针。这就是说,要按照时代的特点和要求,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变化和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这也就是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今天,在我们党大力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条件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还面临着一个如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问题,存在着一个如何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我们看到,一个较长时期以来,我国思想文化界和理论界曾认真开展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性及其同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关系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比如,关于对待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应坚持“综合创新论”指导思想的提出,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观和体用范畴的深入研究和总结,关于中国传统实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接点的分析概括和构建新实学倡导的提出,关于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构建的研究和设计,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及其在实践中的拓展和应用的研究,等等,都充分表现了我国思想理论工作者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历史责任感和作出的重要贡献。但是,亦应看到,长期以来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中也存在着某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相隔裂的倾向。某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者,常常忽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忽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忽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当代价值的研究;某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性、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缺乏总体性客观分析和估量,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指导思想地位认识不足,对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要求加以改革、改造、完善、提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这种隔裂倾向应加以克服和改进,应大力倡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紧密结合,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紧密结合起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发扬光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民族化,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

  习同志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继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因而需要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便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以育人、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提高其思想文化素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对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需要对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作出梳理和总结,需要建设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教育作出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我们看到,为深入学习和贯彻习同志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3年12月曾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见》;国家教育部于2014年4月颁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这两份文件,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了全面论述和分析,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和阐发,对大中小学不同学历阶段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点作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对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直接相关的师资队伍建设、政策和相关条件的支撑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和说明。作为一名长期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与研究的老的理论教育和管理工作者,我对党中央和相关职能部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上作出的部署感到十分欣慰和振奋。当然,我也深知,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到真正在实践上得到贯彻落实,需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还会遇到某些深层次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据我所知,大约在20年前,为加强对高校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原国家教委高教司曾委托张岱年、方克立二位教授主编并出版《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作为高校公用教材。其后,为适应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课教学须增强中国传统哲学相关内容的需要,遵照副总理的提议,教育部社科司曾委托方克立教授主编并出版《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作为高校公共政治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参考用书。应该说,这些设想和相关举措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贯彻。这里的历史经验就值得认真总结。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需要进一步厘清一些相关的政策界限和认识界限。比如,关于传统文化教育与政治理论教育的关系问题。这是两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教育,在教学内容和教育功能与作用上是有区别的。当前,我们在强调增强对青年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时,不能混淆这两种教育的界限,不能把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改变为中华传统文化课,不能削弱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又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自身的教学内容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改进的重要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从总体情况看,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中,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偏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谈得不够,与政治理论教育直接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阐发得不多。这就需要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下大功夫,在学科建设上作出调整和努力。

  【摘要】:孔子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学院是我国教育第一次成建制大规模地走出去。孔子其人,孔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孔子的教育思想,着力评价孔子;孔子在美国,孔子学院在五大洲着力于孔子在世界的影响。在当前,如何促进孔子学院事业发展,谱写中外人文交流新篇章,这将为扩大中外文化教育交流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父叔梁纥;母亲颜氏,名徵在。孔子三岁时,他的父亲就死了,从此他的家境更加衰落,所以他自称“吾少也贱。”《史记•孔子世家》亦称“孔子贫且贱”。

  孔子是殷人的后裔,其先世居于宋国,后迁于鲁。鲁国这地方在春秋的时候,有其特殊重要地位:一是社会改革走在其他各国前面,于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开始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二是旧的思想文化根基牢固,周朝的文化典籍保存最多,因此新旧思想在这里斗争激烈。孔子在家乡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就演习周礼。

  孔子从十五岁起开始“有志于学”,他到处觅师求教。据记载,他跟师襄学过弹琴,从苌弘学过音乐,向老聘问过礼,找郯子请教过官制。他处处虚心学习,入太庙则每事问。别人家死了人,他也去帮助料理丧事。他逐渐通晓诗、书、礼、乐,终于博得了鲁昭公的赏识。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鲁昭公特地送一条鲤鱼,他便给儿子取名为孔鲤。

  孔子年轻的时候,当过管仓库和管牛羊的小官,账目弄得很清楚,牛羊养的很肥壮。大约到30岁的时候,他开始讲学,颜回、子路等人是他最早的学生。他平时讲学的时候就在曲阜城北的学舍里,出外游历时就驾着马车,学生们跟着一道走。这样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名,向他求教的人越来越多。

  孔子到三十五岁时,因鲁国有内乱,曾奔赴齐国。齐景公向他问政,他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称道他,但终于没有用他。他在齐国住了两年,返回鲁国,继续办私学,他办私学的规模越来越大,对当时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首创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

  孔子到五十岁时,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不久又升为司寇,不过只做了三个月,由于动乱,他被迫离鲁,周游列国。他先后奔走于宋、卫、曹、陈、楚、蔡等国之间,度过了十三年的流亡生活。正如鲁迅所说,他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直弄到凄凄惶惶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的地步。

  孔子于公元前484年重返鲁国。这时他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眼看从政无门,便专心致力于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

  孔子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整理并发展了殷周以来的文化典籍,成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本,他把这些教本写在2尺4寸的竹简上,汉代尊称为经,并将解释经义的文字称之为传。有了儒教经传,并随着儒家学派的盛行,六经则广为流传,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

  孔子首创儒家学派,拥有弟子3000,其中得意门生72人,他的学生对他感情很深。孔子一生自称“述而不作”,没有留下什么专著。《论语》一书是他的弟子们对其言行的记录。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孔子的主要资料。

  孔子生活在中国古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激烈变革的时代,他的哲学思想具有两重性:既有唯物主义的色彩,又有唯心主义的因素。

  在天道观上,他认为天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怎么会讲话呀!四时、百物都按其自身的规律,时刻都在运动和生长,并不受天的支配和约束。这分明有别于墨子的“天志”、“明鬼”。但有时又相信天是有意志的,并且相信有“天命”存在。如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竟以“知命”做为君子的标志。

  在鬼神问题上,他认为不必过多地去过问,应集中注意力于人与事。《论语》中讲:“子不语怪、力、乱、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甚至在生病时,也反对向鬼神祷告。鲁迅对此曾赞扬过:“孔丘先生确实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可是,从另一面看,他又重视祭祀,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表明祖先与神的幽灵存在于他的心目之中,因而成为墨子对他进行尖锐批评的口实,有所谓“执无鬼而学祭祀,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欲而为鱼网也。”

  孔子的政治主张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顺乎时代之潮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其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他又留恋西周奴隶社会制度,反映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情绪,显示其历史的保守性。孔子的政治主张以“仁”作为核心。“仁”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仁”的内涵是什么?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仁者爱人”是最基本的。在“仁者爱人”的指导思想之下,孔子主张实行德政,提出了“省刑罚、薄税敛”、“使民以时、博施济众”,以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在“仁者爱人”的思想指导下,孔子主张“忠恕”。他认为一个人不应当只知有己,不知有别人,而应当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有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所谓;“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有所谓“志士仁人,无求身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在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新兴地主积极适应时代的潮流,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当成人,也把别人当成人。这种对人的价值的发现比起奴隶社会无疑是一大进步。因为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只是将奴隶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当然,孔子的仁者爱人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不可能有普遍的人类之爱,爱有阶级性。

  孔子的政治主张中,与仁并重的是“礼”。他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是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孔子提倡“复礼”的目的在于回复西周奴隶制社会的典章制度,用来调和阶级矛盾,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他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这分明是讲统治阶级提倡礼,喜好礼,就是为了更好地统治老百姓。

  孔子在讲到教育对象时,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对有教无类,至今解释不一,但多数学者认为,“有”应为语首助词,只有语法意义,没有实词含义。“类”指种类、族类。汉代马融注道;“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皇侃疏;“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数,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这些解释是比较符合原意的。“有教无类”是讲教育应当为更多的人服务,人们受教育的权利不应受种类与贵贱的限制。孔子自己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是十条干肉。只要能够交上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的学生,都可以收留下进行教诲。当然,也不能将“有教无类”理解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须知在当时能交得起十条干肉的人不是很多的。但是“有教无类”的提出和实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第一,它大胆地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冲破了西周以来的官学制度,促使私学得以发展。第二,扩大了教育对象,从王公贵族子弟的范围扩大到民间。例如孔门弟子子张,据《吕氏春秋》记载,他出生于鄙家,鄙家即是野人。然而孔子却不问鄙和贵,都进行教育,所谓“有鄙夫问于我,……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意思是说:“有一个庄稼汉来问我,……我从他那一问题的正反面去盘问之后,然后尽量地告诉他。又如在孔门高材生中,颜回出身微寒,贫困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地步,但受业于孔子,则不改其乐。第三,文化下移,使文化教育逐渐传播于民间,这就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第四,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准备了社会条件。第五,“有教无类”反映了教育本身发展的趋势。它对于我们今日之中国有巨大的启迪作用。我们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

  孔子实行有教无类,还以他的人性论为依据。他指出人的天赋素质并无大的差别,只是受了社会教育和熏陶之后,才形成很大的差异,所以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正确论断。这是一种理智的火花,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天赋平等的人性论。

  孔子视教育为治国安民的工具。他主张“庶、富、教”。“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学生冉有为他赶车。孔子说:“人很多了啊!”冉有说:“人多了,还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如果已经富了,还该怎么办呢?”孔子说:“给他们以教育。”这就是孔子关于庶、富、教的主张。由此看来,孔子极其重视教育的作用。他主张富而教,已经认识到教育需要物质财富做基础,而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便应该实施教育、发展教育。他说治理国家如果不抓教育,对违法者只知杀害,那叫暴虐。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选贤”,在教育上以培养“贤才”为目标,所以提倡“学而优则仕”。孔子讲教育的目的,一方面是培养统治阶级的治术人才;另一方面是对人民实施“教化”,以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他曾经明确提出:“学也,禄在其中矣”。学习得好就可以做官,学习的目的就是求得官禄。“学而优则仕”的主张否定了西周以来的贵族世袭制,对二千年的封建教育产生过深远影响。因为在西周做官的资格是由世袭制来保证的,贵族子弟在进学校以前已是法定的候补官吏,不管学习的好和坏都可以做官。“学而优则仕”就打破了这种戒律,要求学习得好才能做官,学习不好的不能做官。孔子曾经明确提出:“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如果选用,我赞成选用先学习礼乐的。”这就是他提出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从这里不难看出,学而优则仕的原则是针对世袭世禄制提出的,他在当时起到了进步作用,影响深远。尽管学的内容,优的标准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精神是可取的。与“学而优则仕”相辅相成的,还有“仕而优则学”,官要做得好就得学习,这对我们今天都有借鉴作用。

  孔子重视从道德知识着手培养道德信念,认为具备了坚定的道德信念以后,就能有“匹夫不可夺志”和“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道德情感是指伴随道德认识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对养成优良品德有重要作用。孔子极其注重培养学生趋善弃恶的情感。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又说:“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认为诗能抒情言志,音乐可以使人精神振奋。音乐与诗歌在陶冶人的感情上发挥重大作用。

  孔子重视道德行为的养成。他要求学生不仅要有道德认识,更重要的是要有道德行为。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说,高尚的品德不难获得,关键是按道德指示去做,我如果想得到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只要勇于去实践就可以达到,做到仁的要求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

  言行结合。在言与行的关系上,他反对言过其行,主张敏于行而慎于言。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个有道德的人不可说得多做得少,不防少说一点,在行动上做到勤快、敏捷一些。所以他提出考察一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闻过则喜。孔子反对文过饰非,主张“改过迁善”,提出“过,则勿惮改”。有过错对任何人来说是难免的,关键是持什么态度。孔子认为“过而改之,是不过也”;反之,“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所以他赞扬颜回“不贰过”的精神,而对别人的过错则主张“既往不咎”。

  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示范作用在学生的心目中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的表率作用常常是无声的命令。孔子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所以颜回称赞他是“仰之弥高”、“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总结出一些教学经验,这些经验在教学实践中收到过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教育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因材施教。孔子主张教学要看对象,所教要切合受教者的要求,要从学生个性的实际情况出发,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达到最佳教育效果。为了做到因材施教,孔子对他的学生的个性做了很好的概括,《论语:先进》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朱熹注:“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以,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称德行、言语、文学、政事为“四科”,源于王充的《论衡•率性》。朱熹则将“因材施教”与教育分科联系起来,认为四科乃孔子因材施教的目标和结果。

  有了培养目标,还要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这是教学的前提条件。《论语》保存了孔子分析学生个性的资料:指出学生缺点的有“柴也愚”(高柴愚笨),“参与鲁”(曾参迟钝),“师也辟”(颛孙师偏激),“由也鲁”(仲由鲁莽);指出学生优点的有“赐也达”(端木赐通情达理),“由也果”(仲由果敢决断),“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他常常使用一两个字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个性特征。

  有了对学生的了解,才能对症下药,不至于千篇一律。据《论语•为政》记载:他对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人问“孝”分别回答以“无违”、“父母唯其疾之忧”、“养而敬”、“色顺”。尽管回答的内容因人而异,但“孝”则一以贯之,中心仍是以“父母为本”。《先进篇》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在旁的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子路问:“听到了就干起来吗?”孔子道:“父亲和哥哥还活着,怎能不得到允许就干呢?”冉有问:“听到了就干起来吗?”孔子说:“听到了就干。”公西华道:“仲由问‘听到了就干吗’,你说‘父亲和哥哥活着不能这样’;冉求问‘听到了就干吗?’你说‘听到了就干起来’。两个人问题相同,而你的答复相反。我有些糊涂,大胆地来问。”孔子道:“冉求平日胆小畏缩,所以我给他壮胆;仲由的胆量有两个人的大,勇于作为,所以我要压压他。”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荀子在《法行篇》中讲:子贡称孔子之门,“来者不拒”、“去者不止”,正像“良医之门多病人”一样。这也展示出孔子这位伟大教育家的人格风范。

  (2)启发诱导。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是启发诱导,他明确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郑玄注道:“孔子与人言,必待其心愤愤,口悱悱,乃复启发为之说,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也。”“愤”,指心求通而未得;“悱”,指口欲言而不能。心愤口悱与举一反三,都是学生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积极思维的状态。孔子主张在心愤口悱的状态下再加以教育,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教师不仅应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启发,而且还要求学生在启发后进行积极的思维,以求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他善于诱导,鼓励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开动脑筋想问题。他意味深长地说:“对于一个不问怎么办的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认为最没出息的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而对颜渊最赞扬的一点是他能“闻一以知十”。

  (3)虚心好学。孔子否认“生而知之”,主张虚心学习。他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聪明的人。他反对那种“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的人,反对“道听而途说”,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不要妄自臆度,不要主观武断,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孔子自己是虚心好学的。他“十有五而志于学”,读《易》到“韦编三绝”的地步,学乐则“三月不知肉味”,他“不耻下问”,“入太庙,每事问。”在学习方法上他提出“学而时习”、“温故知新”。他要求学思结合,认为光是学习而不积极思维,就会迷而不知所向,如果思维不以学习为基础,就会流于空想,会带来知识上的危机,这就是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4)尊师爱生。在师生关系上,孔子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子贡说孔子无“常师”,孔子自己则讲“三人行必有我师”。他注意随时随地向别人学习。他主张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学生,认为“后生可畏”。他主张教师对学生应取钟爱的态度,认为“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要求教师热爱学生,忠于职守。他反对学生对教师惟命是从,唯唯诺诺,主张“当仁不让于师”,要求学生在原则问题上对教师也不应谦让。

  总起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孔子是一位有伟大贡献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对人类的贡献,他的成就远远超过柏拉图,他的影响不仅在中国,远及于世界各地。我们今天研究孔子,对构建和谐世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有着现实与深远意义。

  我们今天来研究孔子,要有崭新的国际视野。我认为,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坚持育人为本,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当代中国教育面临的历史使命。香港正版挂牌号彩图。在完成这种历史使命中,孔子的思想则会闪烁其新的历史的光辉,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200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张涛偶然翻到了一份1743年的《纽约周报》——当时的美国还没有独立。这份内容简单的报纸只有四个小版,可占据整个头版篇幅的,居然是一篇名为孔子的道德的文章。里面对中国崇尚儒学、言必称孔子的行为做了不少介绍。在那之后,张涛花了七年时间,在15家美国报纸上收集了近万篇涉及孔子的报道,从中分析美国媒体塑造孔子形象的变迁。

  近代以来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都会受到“来自孔子的批评”。在美国,孔子的形象并非仅是一个中国的古人。美国媒体不仅会提到他的名字,还会引用他的言论,评价国内的新闻,甚至总统有时也需要忍受一些“来自孔子的批评。”小布什曾经因为言语含糊、用词不当,被《纽约时报》撰文批评。这份美国最有声望的报纸称:“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小布什的行为恰恰是这句话的确切写照。”他的前任克林顿也没能脱逃来自孔子的谆谆教诲。在评论他的性丑闻时,《华盛顿邮报》写道:“孔子所言‘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精确预见了20世纪末的克林顿事件。”当约翰逊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和罢工运动表现不力的时候,媒体告诫这位总统,“孔子曾经说过,以约失之者鲜矣”,要他加大约束力。当尼克松水门事件爆发的时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引用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名句评判这位总统。1986年,深陷伊朗门丑闻的里根也遭受类似的指控。《波士顿环球报》提醒他,应该牢记孔子的语录,明白“足食”、“足兵”和“足信”三者中,“足信”最为重要。

  “孔子的国度”、“孔子的文字”是一个异国文明的象征。十六世纪,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中的孔子形象介绍到了欧洲,最后又传到了美洲大陆。1735年的一份《纽约周报》上,刊登了两个版篇幅的读者来信,介绍中国人对孔子的尊敬和信仰,并且列举了几条孔子语录。这是美国媒体最早对孔子的报道。

  在那之后的100多年,孔子都是一个异国文明的象征,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西海岸发现金矿,大量华工涌入,美国媒体对于“孔子”的认识才变得直观起来。踏上美洲大陆之初,华人群体并不为当地所容纳,美国甚至在1882年通过了《排斥华人法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对孔子的描述也变的迂腐、荒谬。孔子在美国的形象也因此显得矛盾。

  早期中美关系上,“孔子”被美国媒体认为是阻碍中国发展的障碍。当时,晚清被炮火轰开国门,“言必称孔孟的迂腐书生”,一度令西方媒体匪夷所思。《纽约时报》曾经评价说,让人死记硬背孔孟之言,“远非最好的教育制度”。一个多世纪过后,曾经被批评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孔子学说,却被频频拿来评论最时新的新闻,甚至被封为东亚经济腾飞的秘诀。《基督教箴言报》评论说:“孔子在公元前六世纪率先确立的中国道德与政治秩序传统,引导了东亚的工业发展。”甚至,在美国媒体上,连中国也一度被称为“孔子的国度”。

  我认为,这种历史的变迁,反映出中国强弱盛衰的形象,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孔子的一种感性认知,从早期中美关系史上,孔子被美国媒体认为是阻碍中国发展的障碍到一个多世纪过后,曾经批评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孔子学说,却被频频拿来评论最时新的新闻,甚至被作为东亚经济腾飞的秘诀。这种历史的变化,折射出需要对孔子做出历史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介。

  中国人需要用孔子的名字来传递好感,美国人也需要借助孔子来表达对中国的尊重。1943年,宋美龄访美期间,多次引用华盛顿、林肯、耶稣和孔子的话,突出中国的抗战信念,希望获得美国的援助。在芝加哥体育场的演讲中,宋美龄特别提到孔子的顽强信念,呼吁中美并肩战斗,“捍卫我们的理想”。孔子无疑增加了这位中华民国“第一夫人”的魅力。人们在街头聚集起来欢迎她,一位美国小女孩向《基督教箴言报》的记者说,她觉得,对宋美龄最好的欢迎方式,就是对他高喊“孔子”。

  美国人的确在用“孔子”向中国表示“友好”,不过这种“友好”的背后是文化侵略。1908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议案同意将中国在《辛丑条约》中所赔偿的半数赔款返还中国,用于资助留美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再一次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以及美国的“美华协进会”,旨在向美国介绍中国。在1926年费城独立150周年的庆典上,美华协会举办了一场大型的中国教育展,其主题之一就是“孔子的影响”。

  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访问美国。在此之前,这位“孔子第75代孙”曾经用孔子后人这一身份多次在美国参加活动、发表演讲。这一次,他代表国民政府,将两尊中国传统的石狮子捐赠给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作为“中美友谊的象征”。根据《洛杉矶时报》的记载,这对狮子来自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的孔庙。

  七年后,一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来到中国,成为美联社的战地记者。这位名叫托平的美国人后来成了普利策奖评委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以及《纽约时报》的副总编辑。而在当时,他是第一个报道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西方记者,并且在“文革”期间第一次被批准采访了周恩来。

  事实上,中美关系几十年中,“孔子”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角色。上世纪中期,美国曾经希望通过支持、利用孔子学说,“分解在亚洲的影响”。“文革”期间,为了区别与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蒋介石每年都会高调参加纪念孔子的活动,以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1968年,台湾当局曾向联合国赠送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孙中山手书的孔子语录——“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块石碑一度被摆放在联合国大厅里。

  1972年后,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孔子的角色又“摇身一变”,成为中美两国相互传递好感、交流信息的桥梁。1972年,尼克松访华,双方签订《上海公报》。当时,在美国媒体轻松的花絮报道里,孔子复杂的饮食原则被拿来形容中国接待工作的细致认真;而在严肃的分析报道中,媒体也提出,影响上海公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思想,而是孔子“求同存异”的原则,它反映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对大国在亚洲的霸权主义”体现了孔子的和平思想,而通篇对苏联的回避,则是“孔子讲述实际的写照”。

  笔者认为,我们不能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孔子只是一个符号,不同的人给他赋予不同的内容,然后各取所需。诚然,中外统治者不乏将孔子用来作为敲门砖,以维护其统治地位,所以有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求”。董仲舒造就出了汉代的孔子。到了宋明时期,孔子又成为“至圣先师”,乃至到了,等人又发动了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中国人如此,有的美国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们将孔子作为一个“敲门砖”,不同的人给他赋予不同的含义,然后各取所需,为其所用。对于“美国媒体塑造的孔子形象”没办法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很多情况下,这一形象与孔子本身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罗斯福政府大力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各项政策,而用来说明其政策和理性的论据,就是来自中国的孔子。当时,善于观察的政客们敏锐地注意到,孔子的“大同”理论,和当时美国社会的福利思想异常相似;还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罗斯福新政与孔子的中庸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当反对党对罗斯福新政策表示不满时,他们抛出的炮弹依旧是孔子。控制粮食价格的农业部部长华莱士被他们直呼为“孔子”,因为“只有孔子思想主导下的中国,才会不计后果地利用政府行为来干预物价”。不过,大多数时候,大洋彼岸的人们仍然会给孔子足够的尊敬。《华盛顿邮报》1938年刊载的一篇文章,讲孔子、摩西和林肯共同成为“历史上的和平缔造者”。甚至,孔子的形象还被镌刻在美国最高审判机构联邦最高法院的外墙上。在这座白色建筑东门上方的三角墙上,刻有三个石像,分别是颁布《十诫》的摩西、雅典立法家梭伦,以及穿着长袍、留着长须的孔子。可以说,近300年来,除了中国世代流传的孔子理念,在大洋彼岸,始终存在着一个美国的孔子。

  笔者很有兴味地引述了2012年5月30日中国青年报付雁南先生的文章内容,他将我带入了一片新天地,也激发出我写论孔子的热情,我希望还孔子一个本来的面目。我们高兴看到,2013年5月20日,习主席复函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校长琳达.凯特西,祝贺该校孔子学院成立。习主席在复函中强调语言文化对促进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积极作用,热情鼓励孔子学院为推进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主席复函全文如下:

  你3月28日来信收悉。贵校将成立孔子学院,我为此感到高兴。中美两国人民了解和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化,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希望中美双方有关机构密切合作,切实办好贵校的孔子学院,为推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排名全美公立大学前10位,农业和食品专业在全美以至全球领先。该校孔子学院是全球第一所以传播中国饮食文化为特色的孔子学院。

  人们知道:孔子学院是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孔子学院规划2012—2020》明确指出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目标:到2015年,全球孔子学院达到500所,中小学孔子课堂达到1000个,学员达到150万人。

  孔子学院是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而不懈努力的象征,是连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纽带。当今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户外显示屏上,水墨动画形象的孔子复活了——他满面笑迎地作揖行礼,谦谦君子之风传递给每一位与他相逢的路人,而遍布在全球五大洲的孔子学院,更是让中国的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从2004年开办第一所孔子学院至2013年底,孔子学院已经在全球五大洲的120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440所学院和646个课堂。注册学员数有86万人,还有近百个个国家的400多个机构焦急地等待与中国合办孔子学院(课堂)。

  据孔子学院提供的地图资料,孔子学院在欧洲有,在亚洲有,在美洲有,在非洲有,在澳洲有广泛地分布。足以证明全世界出现了孔子热,而中国选择孔子作为连接如此各国的大使。以孔子命名的学院,成了迄今为止中国最好最妙的一个出国产品。短短十年时间,孔子学院已在占世界人口80%的120个国家落地生根。

  孔子学院总部设在离我家不到一站路的德外新区,那是一栋四层的古建筑,有美丽的花园和幽雅的办公室。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一位喜欢並善于讲笑话的女士,就住在我家六层楼上。这位山西女士,他讲山西笑话,可使你捧腹大笑。许琳讲:“孔子学院都是根据外方的强烈要求办的,”她说,“我每次出国访问总能感受到外方那份急迫之情。”这话讲得很实际。

  孔子学院在期待中应运而生,他总能提前感觉到世界需要中国的呼声。我们处在当今之世,再来研究孔子,总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我们为中国有孔子而感到骄傲自豪,但也要清醒,不能神化、圣化孔子,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还孔子以本来的面目。

  以孔子命名的学院对世界而言,它还只是一个开始,它开辟了一个通达的渠道,它更是一个巨大的综合的文化交流平台。许琳讲:“多元化发展的世界需要中华文化,而中国文化只有在和世界文化交流、交锋、交融过程中才能真正的复兴,现阶段中国和世界的对话,停留在文化交流层面,离交锋和交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差得很远。”这是何等深刻的思想啊!

  孔子学院是我国教育系统第一次成建制大规模的走出去,400所孔子学院和606多个孔子课堂,拉近了中外院校的距离,也为我国学校发展创造了条件。各国孔子学院在开展汉语教学的同时,还利用中外节庆、社区重大活动等机会,举办大量中医、武术、书法、茶艺等内容丰富的中华文化活动。孔子学院整合国际国内资源,发挥人才聚集效应,先后邀请许嘉璐、袁行霈、杜维明、马建民、于丹等到各国孔子学院宣讲中华文化。在兴办孔子学院的过程中,广泛与外国的民众接触,真切地认识到中外文化差异和话语体系的不同,逐步学会了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可以通过孔子学院顺场地进行下去。

  这样的认知与实践怎能不使人开阔视野?又怎能不使我增加研究孔子的自觉与自信。它启迪我们研究孔子要有新的视野,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确,对孔子学院来讲,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发展的空间很大。它也必将推动学界对孔子作深入研究。我想我们对孔子的研究要坚持不忘未来,着眼将来,吸收外来,坚持以自觉的科学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要坚持不断创造创新。

  推动孔子学院不断发展的动因在于经济,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使许多国家的人士认识到,“学中文改变了他们”,学中文使许多外国企业老板能与中国企业家沟通。不仅如此,人们惊讶地发现,“运用东方智慧能解决很多人类的矛盾和冲突”。而孔子学院给了中国文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面对现代化的极好机会,这也为深入研究孔子提供了新的动力机制,借船出海,相信对孔子的研究在学界将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谁欤。”当年,孔子失意之下周游列国。终不见用,几乎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今天,谁能料到,海外孔子学院纷电纷建立,却是主动传播与建构,成为人类交流史上的一大壮举。

  2013年9月27日,对我来讲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我有幸参观了孔子学院总部。我见到了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听了孔子学院总部负责人的介绍,参观了孔子学院总部的展览。这使我对孔子学院在世界五大洲的发展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为了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从2004年底开始,我国在借鉴各国推广本民族语言文化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中外合作办学方式,在海外设立汉语推广机构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在海外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各地孔子学院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和文化活动,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成为各国学习汉语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受到当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参观访问,使我对孔子学院的职能、理事会、管理、经费,孔子学院总部与国家汉办的关系以及申办流程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孔子学院总部职能:负责管理和指导全球孔子学院,具体职责包括:制订孔子学院建设规划和设置,评估标准;审批设置孔子学院;审批各地孔子学院的年度项目计划和预决算;指导、评估孔子学院办学活动,对孔子学院运行进行质量管理;为各地孔子学院提供教学资源支持与服务;选派中方院长和教学人员,培训孔子学院管理人员和教师;组织召开孔子学院大会。

  我在参观孔子学院总部时,很有兴致地了解了孔子学院理事会及孔子学院总部机构设置。

  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根据《孔子学院章程》,孔子学院总部设立理事会,由主席、副主席、常务理事和理事组成。其中主席1名,副主席和常务理事若干名。理事15名,其中10名由海外孔子学院的理事长担任。

  理事会职责:制定、修改孔子学院章程,审议全球孔子学院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审议总部年度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研究孔子学院建设的重大事项。

  我在孔子学院总部参观,亲眼目睹了大厅内世界各国的国旗,凡设有孔子学院的国家都有一面国旗,共100多面国旗并列,尤其是看到了课程教材及各种新式的教学设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孔子曰:八太庙,每事问。我想学问学问,要想学,就得问,我在参观时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局外人,我关切地问及孔子学院的管理与经费,我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孔子学院的管理:孔子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由中外双方共同组成,其人数及构成比例由双方协商确定。院长负责孔子学院的日常运营和管理。

  孔子学院的经费:对新开办的孔子学院,总部投入一定数额的启动经费。正式运营以后的年度项目经费由总部与外方承办单位共同筹措,双方承担比例一般为1:1左右。孔子学院不以盈利为目的,其收益用于教学活动和改善教学服务条件,其积蓄用于孔子学院的持续发展。

  孔子学院总部与国家汉办是什么关系?国家汉办的职能以及机构设置是怎样的?孔子学院总部与国家汉办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国家汉办也设在孔子学院总部大楼,国家汉办是中国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提供汉语言文化的教学资源和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求,为携手发展多元文化,共同建设和谐世界做贡献。

  国家汉办职能:拟定汉语国际推广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支持各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汉语教学;制定国际汉语教学标准,开发和推广汉语教材。

  关于孔子学院申办流程与联系方式,这又是我关切的一个问题,同样我也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孔子学院在期待中应运而生,这总能提前感觉到世界需要中国文化的呼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借船出海走向世界。请看下面一则一则的喜讯扑面而来,令人感受到勃勃生机。

  据新华社2013年6月1日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比塞萨尔的共同见证下,孔子学院总部干事、国家汉办主任许琳与西印度大学圣奥古斯丁分校校长clement ksankat共同签署了双方合作设立西印度大学圣奥古斯丁分校孔子学院的协议。西印度大学圣奥古斯丁分校孔子学院是特多成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圣奥古斯丁分校将为孔子学院提供专用教学和办公大楼及多媒体教室,并拟在孔子学院内设立汉语语言部和当代中国研究部,面向在校学生和社会群体开展汉语强化、特色汉语等汉语教学活动,并以讲座。研讨等方式推动中国文化传播。

  又据新华社2013年5月26日讯:李克强总理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后,出席孔子学院总部与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关于加强语言教学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德国洪堡大学关于设立中国研究基金教席的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

  据新华社2013年5月29日讯:亚洲地区孔子学院联席会议在柬埔寨召开,来自亚洲31个国家,90所孔子学院和课堂及驻外使馆代表与会。代表们围绕亚洲“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主题”就师资队伍文化建设,当地特色教材开发,筹备孔子学院十周年活动,落实“核心教师”项目四大主题进行讨论。柬埔寨首相洪森和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讲话,洪森在致词中说:中国已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实体,中文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不断提高,掌握中文已不仅可以通交天下朋友,更可以提高自己的发展潜力。他鼓励广大柬埔寨青年要努力学习中文,为今后自身的就业和发展提升竞争力。许琳说:亚洲孔子学院发展管理三大特点:一是办学规模显著增长;二是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三是文化活动内容丰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在今后的发展中,孔子学院将注重教材和师资力量的本土化,继续稳步前行,进一步成为各国家地区与中国开展语言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开幕式上,洪森首相还向许琳颁发柬埔寨“最高友好与合作卫士”勋章,并与许琳共同为王家学院孔子学院3所下设孔子课堂揭碑。目前,孔子学院总部在亚洲共开设90所孔子学院和4所孔子课堂,分布在31个国家。

  2013年7月3日至5日,2013年伊比利亚美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在哥伦比亚举行,来自伊比利亚美洲的12个国家的34所孔子学院的中外方院长、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代表及哥伦比亚政府官员15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本次会议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主办,麦德林市孔子学院承办。会议为期三天,会议期间与会各方解析《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13年)》,探讨建设拉美孔子学院区域服务中心并筹划2014年“孔子学院汉语日”等活动。

  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在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伊比利亚美洲各国孔子学院近年来蓬勃发展,成绩显著。主要表现在办学规模迅速增长,办学层次不断提升;深度融入大学和社区,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影响力显著扩大等方面。许琳同时指出,伊比利亚美洲孔子学院仍存在师资不足等问题,需要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思路。

  目前,在伊比利亚美洲地区14个国家共建有36所孔子学院。2012年这些孔子学院共开设1700多个汉语言及文化班,招收2.5万名学员,比上年增长40%;举办各类文化活动600多场次,参加人数达63万多人,增长30%。

  又据新华社6月7日讯:2013年欧洲部分孔子学院联席会议在有“欧洲大学之母”美誉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举行。意大利教育部长卡罗扎、卡罗扎、中国驻意大利大使丁伟、博洛尼亚大学校长IVANO DIONIG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等嘉宾出席开幕式。

  来自欧洲19个国家的72所孔子学院课堂所在大中学校长、中外院长以及部分合作息院校的领导汇聚一堂,互相交流办学经验。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在开幕式发表致辞,高度赞扬有着深厚底蕴的欧洲各合作院校在发展各地孔子学院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热情与智慧,表示下一阶段将同欧洲各国院校一起加强汉学研究,联合培养高端人才,突出各地孔子学院发展特色,同时注重对欧洲孔子学院本土教师的培养和聘用。卡罗扎在致辞中指出,孔子学院所推动的文化交流,也将为欧中加强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发挥基础性作用。

  本次会为期三天。在之后的分组讨论中,各地孔院院长将就如何实施发展规划,打造孔院文化品牌项目,核心教师选聘及本土师资队伍培养、落实孔子新汉学计划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孔子学院总部开展的活动丰富多彩。如用汉语诉说我的中国梦、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开幕、我们来了、汉语桥等等。身着各国服装的选手们激情洋溢,用流利的汉语表达对中文比赛的信心。7月6日,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在湖南省长沙市隆重开幕。本届比赛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来自77个国家的125名大学生从海外预赛中脱颖而出,来华参加复赛和决赛。

  “中国的古老历史和悠久文化让我着迷,吸引我努力学习汉语”,来自德国的安妮说,“汉语桥为热爱汉语的我们搭起一座桥,在这里我们因共同的中国梦结下深厚友谊。”

  再如2013年汉语桥——美国高中生夏令营以发展中国感受中国为主题激发美国高中生探索中华文化热情。“能来中国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我感到很辛运”,来自美国的高中生本杰明说,“中国的家庭很友好,在这儿我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

  7月10日至25日,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邀请美国31所孔子学院500多名高中生来华参加2013汉语桥——美国高中生夏令营。同学们分赴山东、云南、湖南等地,以发现中国为主题,分别开展历史、民族风情、民间艺术和中国功夫的文化体验,围绕主题进行学习研究,完成趣味任务,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同学们不仅学习汉语、参加中国文化讲座,还深入中国学校与家庭,与中国学生和市民面对面交流,亲身体验中国日常生活,大多数同学为首次来华,他们在美国学过汉语,但因缺少语言环境,很少主动说汉语。带队老师奥马尔说,此次来华,同学们可以更好地学习、应用汉语,中国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新奇。同学们对发现中国之旅的主题文化体验印象深刻,纷纷表示此行让他们了解很多中国有趣的文化和故事,激发了他们进一步探索中华文化的热情。一年一度的汉语桥——美国高中生夏令营自2007年启动以来共邀请约3600名美国高中生来华学习交流,增进美国青少年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促进中美青少年交流,受到美国师生的欢迎。

  孔子学院在世界五大洲,它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信息?它打造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新样本;成就了教育文化的新典范;创造了人与人、心与心交流的新传奇。

  孔子学院逐步发展起来,目前,孔子学院开始尝试学历教育。孔子新汉学计划已经拟定100个人文交流和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与各国孔子学院合作,招收来华攻读博士生30人、中外联合培养博士40余人,有力促进了中外高校之间的学分互认。在利比里亚大学,汉语专业的合格毕业生已可以获得文凭。

  孔子学院办学规模扩大了,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现有专用教学用房面积42万平方米,2013年比2012年增加了40%。成绩源自科学的规划。许琳说,孔子学院制定了2012年—2020年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努力落实。

  成绩也离不开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孔子学院的教师队伍逐渐成长起来,各国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有中外专、兼职教师28670人,2013年比2012年增长43%,其中中方占30%,各国本土占70%。孔子学院一年来培训中方院长、教师、志愿者14400人,比2012年增加了3400人。从4000名优秀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中挑选出300人,建立了中方首批专职教师队伍。为了满足教师培养需要,孔子学院支持美国、英国、德国、蒙古、匈牙利、坦桑尼亚等八国10所高校建立汉语师范专业,培养本土师资。2013年暑期培训了200名外方院长,57个国家的57000名教师。这是2013年12月9日《中国教育报》提供的数据。我们强烈感受到,孔子学院真真切切成为了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典范。因为需要,所以繁荣。走出国门的孔子学院,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发展着,2013年大约有50所学院诞生。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国家汉办主任许琳说,目前,还有71个国家的约400所大学强烈要求办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以文化的姿态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显现正面的中国形象。美国圣玛丽中学孔子课堂负责人弗兰克菲利普丝8年前参加了孔子学院的会。